作者：陳英豪 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）
前言
在馬祖列島中北竿島的橋仔村內，有8座廟宇[1]，近年素有「廟村」、「神比人多」的號稱而廣為人知。在橋仔玄天上帝廟內保存了一件乾隆6（1741）年的玄天上帝感應杯譜匾（以下簡稱杯譜匾），是全北竿紀年歷史最第二久的文物，僅次於同樣於橋仔村被發現的康熙28年石碑。[2]
神由人扶，廟由人建，相傳橋仔玄天上帝的香火，是明末移民從長樂金峰上張玄天上帝廟所分爐而來，[3]本文藉由馬祖相關的史料回顧，援引相關研究提出的論點，試圖探討上帝公香火來到橋仔的時代背景與人群網絡的可能性。
海禁之前的馬祖
馬祖列島中的南、北竿島，古稱上、下竿塘，最早見於史料為南宋淳熙年間 （1174–1189）梁克家《三山志》：「桑嶼、東路、上下干塘在海中(庫本、崇抄作竽塘)」。[4]明黃仲昭《八閩通誌‧卷之四》（1490）〈地理‧山川‧福州府連江縣〉：
上竿塘山，在大海中，峰巒屈曲，上有竹扈、湖尾等六澳。下竿塘山，突出海洋中，與上竿塘山並峙，山形峭拔，有白沙、鏡塍等七澳。上二山在二十六都。洪武二十年，以防倭故，盡徙其民附城以居。[5]
澳，即海灣可供停泊之處，不僅為船隻停泊取水之處，往往也會從臨時居所發展成定居聚落。從上述兩段史料可知12世紀的竿塘，已經廣為福建海濱之民所認識，島上灣澳供船隻停泊或搭寮掛網，甚至是貿易。洪武20（1387）年之前，南北竿塘便已發展出定居型聚落，推論黃仲昭紀錄的13澳，也可上推至洪武年間便形成聚落。茅元儀（1619）《武備志》所收錄的之〈鄭和航海圖〉（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著番圖，1425-1430年間），也提到列島中的竿（官）塘、東沙（今東莒）、東湧（今東引）為航行的重要望山。[6]
竿塘列島於閩江口外，自古便是福州的外海屏障，至於橋仔之名最早見於史料，是被記錄在清初與明鄭勢力的武裝衝突中，據楊捷《平閩記》記載，康熙17（1678）年鄭經於三藩之亂後，駐兵定海而窺視福州，清水師於定海之役中控制住定海灣的北方竿塘洋面，「隨撥總兵官黃鎬帶領該標副將辛啟佑等帶領各船隻，俱由橋仔澳、竿塘水洋而進，以堵逆賊去後」，[7]可見竿塘洋面因其地理位置可控定海、福州，是重要的戰略位置。
元代海上漕運興起，於元末出現方國珍等軍功漕戶於海上稱霸，於蘭秀山之亂後，明帝國試圖解決這些海上武裝集團帶來的壓力，尤其這些武裝集團就算被擊敗，其餘黨往往成為島寇倭亂的來源。[8]因此明帝國先於1369、1370（洪武2-3）年遣使至日本曉諭要求節制其國民，不過並未有實質的改善。為釜底抽薪，明帝國採取三大措施，即海禁、墟地徙民與廣設衛所，對濱海與海島之民影響甚鉅。
洪武海禁
谢湜指出蘭秀山之亂後， 1371（洪武4）年吳王左相靖海侯吳禎奉明太祖命，將方國珍所部、蘭秀山無田糧之民、嘗充船戶者隸各衛為軍，是所謂「平海籍軍」，其目的是將這些海上豪強納於國家軍隊體制。[9]另一方面，何孟興指出明代海禁的實施早於1371（洪武4），因實錄載「詔吳王左相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......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」，[10]可見在吳禎籍方國珍舊部入軍衛之前，海禁已然實施。
墟地徙民
前文提到1387（洪武20）年，竿塘「以防倭故，盡徙其民附城以居」，這「墟地徙民」是整個浙閩粵沿海全面性的政策推動。在浙江，《籌海圖編‧卷五》：
國初，定海之外，秀、岱、蘭、劍、金塘五山爭利，內相仇殺，外連倭夷，嵗為邊患。信國公經畧海上，起遣其民，盡入內地，不容得業，乃清野之策也。[11]
而福建則由江夏侯周德興總籌，據《福建通志‧卷六十六》〈雜記‧叢談二‧福州府〉：
明洪武中，遣江夏侯周德興視海防倭，……太祖覽圖下旨曰：「各省孤嶼人民既不得他用、又被他作歹，可盡行調過連山附城居住，給官田與耕、宅舍與居」。於是，福建、廣東暨澎湖三十六嶼盡行調過，以三日為期限，民徙內，後者死。民間倉卒不得舟，皆編門戶牀箦為筏，覆溺無算。[12]
自元末以來浙閩沿海的武裝勢力眾多，如吳禎平海籍軍一事可鑒，此處所指民間，也不會完全是單純的庶民，依照萬曆《泉州府志》所提澎湖墟地時的情況：
東出海門舟行二日程曰彭湖嶼。在巨浸中，環島三十六，昔人多僑寓其上，......訟者取決於晉江縣，城外貿易，歲數十艘，時為泉州之外府。後以倭患墟其地，或云抗于縣官，故墟之。今鄉落屋址尚存。[13]
除了防備倭患，時人認為澎湖墟地也有當地曾抗于縣官的背景，來集之（1604—1682）《倘湖樵書》更是指出澎湖島上有大族叛服不常：
按彭湖嶼，環島三十六。洪武五年，以居民叛服不常，遂出大兵，驅其大族，徙置漳、泉間。福州連江縣下竿塘山有白沙鏡堘等七澳，與上竿塘並峙大海中上並有民居，洪武二十年內徙同安縣。[14]
廣設衛所
除了海禁與墟地徙民，由時任左參議職的王鈍提出墟地的配套─居新城，給官田，[15]這可能就是指當時在沿海廣建衛所之事，《明太祖實錄卷之一百八十七》載湯和在浙江設衛所：
洪武二十年，信國公湯和奏言，寧海臨山諸衛濱海之地，見築五十九城，籍紹興等府民四丁以上者，以一丁為戍兵，凡得兵五萬八千七百五十餘人，先是命和往浙西沿海築城，籍兵戍守，以防倭寇，至是事畢還奏之。
而周德興於福建，見《明太祖實錄卷之一百八十一》：
洪武二十年，周德興往福建，以福興漳泉四府民戶，三丁取一，為緣海衛所戍兵，以防倭寇。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，即移置之。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，相視要害，可為城守之處具圖以進，凡選丁壯萬五千餘人，築城一十六，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，分隸諸衛以為防禦。
湯和、周德興於浙江、福建各按籍抽兵，將所得兵源作為沿海衛所戍衛之兵，劃分各自守備區域，增置巡檢司，並建置水寨。何孟興指出水寨的創設和墟地徙民的是一體的，目的在於讓水寨軍兵成為墟地後的新住民，而這些居住於島嶼上的衛所軍民也就成為整個沿海守備的第一線。[16]而竿塘島清空後，島上就由小埕水寨分春、冬二汛分巡，而小埕水寨寨軍則是抽調自福州左右衛、定海千戶所、梅花千戶所之軍戶。[17]
儘管如此，東南沿海島鏈上的人群活動依然活躍，島鏈仍是明帝國於東亞、東南亞貿易的重要據點，但同時也成為倭寇活動的據點。隨著明中晚期後海禁執行的鬆弛及軍務頹廢，水寨無船，16世紀中福建倭禍危害最鉅，也才有俞大猷、戚繼光等名將發揮其軍事才能。後則有董應舉為沈有容於東沙（今東莒）大捷而留下大浦石刻，直到日本進入德川幕府鎖國後，倭亂才逐漸平息。但隨之這片海域是各島寇橫行，並持續到鄭芝龍崛起，隨後清帝國與明鄭勢力交戰，閩浙沿海與各島嶼淪為戰場，遷界令的頒布更是對沿海居民為一大打擊。
開禁
明鄭滅亡後，沿海隨之展復，不過如竿塘這類的外洋島嶼仍是禁山，但對於福建沿海居民而言，竿塘山始終是值得可冒險前往打拼的海島，1739（乾隆4）年即有「閩督奏土豪陳池玉開墾竿塘事」，[18]惜其詳情不明。不過1747（乾隆12）年原福建巡撫周學健據福州、福寧二府紳士呈請開墾上、下筸塘各島一案，可得知乾隆初年福州、福寧一帶的紳士、土豪，挾其資本試圖向官方提請來竿塘圍地報墾。不過經實際勘丈，官方認為島上量田認墾者為少數，多數乃在謀取海洋之利，因此福州將軍新柱上疏反對，經總督喀爾吉善、巡撫陳大受覆奏確認，便無下文。[19]
徐景熹（1756）《福州府志‧卷六》〈山川二‧連江縣‧北竿塘山〉：「北竿塘山，在（連江）縣東北大海中，山形峭拔，與南竿塘並峙，有白沙、鏡港、堘村、芹石、塘崎、石尖、盂澳等七澳」，[20]將今北竿各村都羅列出各澳名，惟橋仔之名尚無法與上述地名核對起來。1769（乾隆34）年閩縣知縣奉福建布政使司（時在任者為錢琦），於壺江島立竿塘開墾示禁碑，只准許搭建椿簝，掛網貿易則是不被允許的，由此可見當時島上人群活動熱絡，使得官方被迫要重申示禁。[21]
在澎湖，也有著同樣民間報墾不被允許的情況，周于仁（1740）〈澎湖志略〉：
澎湖在臺灣西，阻隔海洋，非舟莫達。舊六十二澳，曰南天嶼(即大嶼，以其地大而在南，故曰南天。上憲以其僻遠，恐容奸，不准報墾；後又與東吉、西吉、半坪嶼、花嶼同請牧羊，亦不准。蓋慮鞭長不及，防微杜漸意也)。[22]
根據現有資料， 1789（乾隆54）年可視為沿海島嶼解禁開墾的分水嶺，據閩浙總督伍拉納的奏報，有關閩浙沿海封禁島嶼有民居否驅逐一案，乾隆皇帝上諭：
沿海民人居住海島，久已安居樂業……所有各省海島，陳例應封禁者久已遵行外，其餘均著仍舊居住，免其驅逐。……今各島聚落較多者已免驅除，此等零星小戶系貧民，亦不忍獨令向隅。而漁戶出洋採捕，暫在海島搭寮棲止，更不便蓋行禁絕。[23]
從上段敘述來看，遲至乾隆末年閩浙沿海島嶼雖為禁地，但已吸引閩浙沿海民人前往定居，最終得到官方的展復認可，這也與澎湖之東西吉、七美（大嶼）等島聚落發展情況符合。
衛所與橋仔上帝公
而橋仔玄天上帝感應杯譜匾的存在，便讓人相當玩味。寄附者吳航梅東弟子林開遠，他的身分到底為何，在過去並未有進一步的討論，僅引述為聚落發展史的佐證。吳航應為長樂縣的借稱，梅東應當是指梅花鎮下梅東村，由於缺乏其他廟宇沿革及文物，從杯譜匾僅能證明此時廟已有一定規模，並非石板小廟。一般認為此時的橋仔已定居者眾，才興修上帝廟，將此匾視為橋仔聚落成熟發展的佐證。但1741（乾隆6）年之際，清廷態度仍將竿塘山視為外洋禁山，尋常漁民於此搭寮居住，可能隨時都會遭官兵查緝燒寮，但當時官方可能對島上情況睜隻眼閉隻眼，如《福州府志‧卷十三》云：「南北竿塘......明初徙其民於內地，後弛禁耕魚稠密」。[24]
宋怡明指出明代長期實施海禁，但隨著人口滋長，衛所軍戶人丁繁衍，但財政規劃無法支應並提供足夠的耕田，導致軍戶發展出多元職業，甚至常有官兵本身就參與走私活動，而軍戶家庭也比其他人更掌握有航海的技術與船隻，軍官也容易結交具有雄厚資本的地方大族，因此可推想明中葉以後的島寇倭亂，其中不乏在寇、商之間身分自由切換的人群，甚至官兵也參與其中。[25]因此明末清初嘗試於竿塘列島活動的人群，恐怕不僅只是求溫飽的平民百姓而已，他們通常是居住於閩江口沿岸，擁有可抵波濤的大型船隻，有劃定分界好的魚場，於冬天才前來竿塘一帶捕魚，魚汛過後就返回原居地。
回到橋仔的上帝公香火，其信仰在長樂縣分布普遍，但在馬祖列島並非主流，而是白馬尊王系統最為普遍的信仰。[26]本文在最後提出一假設，即橋仔玄天上帝香火，可能就是來自於衛所軍民的上帝公信仰。明代小埕水寨的寨軍，從其原鄉恭奉香火來到竿塘汛地，杯譜匾寄附者林開遠的出身地梅東，其實就在鄰近梅花千戶所的舊城，林開遠是否可能是明代軍戶的後代？在長年海禁期間，這些衛所軍民掌握相關的情報，於竿塘山發展並成為家族產業，他們的後代於明末清初便繼續於竿塘發展，直到乾隆朝初年嘗試報墾竿塘的那些資本家，也可能就是明代軍戶的後代。
現有說法指向橋仔上帝公香火來自長樂金鋒上張，《連江縣志》指出橋仔村黃炎俤、黃鵬武等就是來自長樂金峰鎮上張自然村，[27]不過如何確認香火是來自自金峰上張，縣志並未指出其考證出處。加上馬祖於20世紀歷經戰亂，有不少原本往返長樂馬祖兩地的居民，選擇回到長樂定居。因此1741（乾隆6）年之前就來到橋仔的玄天上帝香火，與現今居住於橋仔村民之間是否有淵源，尚需從各姓氏家譜、口述、神主牌或墓碑等資料來加以佐證，若能釐清此問題，玄天上帝信仰於橋仔分香的歷史脈絡將會更清晰。
│參考資料│
[1] 大坵島上尚有大坵大王廟，若以行政區來說，橋仔村內共有9座廟宇。 [2] 《馬祖日報》2021-10-13 田野調查 成大師生橋仔發現康熙年間石刻界碑〉https://www.matsu-news.gov.tw/2010web/news_detail_101.php?CMD=open&UID=237284 [3] 連江縣政府，《連江縣志‧人民志》線上版。檢索日期：2021/10/13。http://gov.matsu.idv.tw/lienchiang/people.html [4] 宋梁克家《淳熙三山志》《卷第二‧地理類二》，頁88。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網站。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res=931224 [5] 明黃仲昭《八閩通誌》《卷之四》，頁13。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網站。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res=240554 [6] 明茅元儀《武備志》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網站。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res=2523 [7] 楊捷《平閩紀》。臺北市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，頁19。收於中央研究院「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」。 [8] 谢湜〈明清舟山群島的遣徙與展復〉收於賀喜，科大衛《浮生：水上人的歷史人類學研究》。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1，頁79。 [9] 同上註。 [10] 《明太祖實錄卷之七十》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網站。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882945#p17 [11] 胡宗憲《籌海圖編‧卷五》欽定四庫全書，頁416。收於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網站。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551038#p29 [12] 郝玉麟、謝道承，《福建通志（乾隆二年刊本）》〈雜記‧叢談二‧福州府〉。臺北市：臺灣商務書館，1983年，頁30。 [13] 楊思謙修、徐敏學纂，《萬曆重修泉州府志》。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87年，頁105。 [14] 來集之《倘湖樵書》，頁14。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網站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res=3240 [15] 《明太祖實錄卷之一百八十一》：「(洪武二十年)徙福建海洋孤山斷嶼之民，居沿海新城，官給田耕種，從左參議王鈍請也」。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網站。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81419#p62 [16] 何孟興2009〈明代福州海防要地「竿塘山」之研究（1368–1456年）〉《止善》7期，頁29-51。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。 [17] 同上註。 [18]《碑傳選集》（四）〈吳中丞士功傳〉，董邦達撰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頁520。收於中央研究院，「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」。http://tcss.ith.sinica.edu.tw/cgi-bin/gs32/gsweb.cgi/ccd=kxSBoH/search [19] 《清耆獻類徵選編‧卷九》。臺北市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7，頁809-810。收於中央研究院，「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」。 [20] 徐景熹《福州府志》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網站。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res=92429 [21] 該碑額刻「司示」，首行標題「正堂 奉」，碑文為「上下竿塘等島，嚴禁掛網貿易。除椿簝，毋許奸民托跡。水師巡報，玩違必干訪緝。勒石永遠示禁，漁民寓目警惕。乾隆三十四年十月鐫石」。 [22]杜臻《澎湖臺灣紀略》，頁28。臺北市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。收於中央研究院，「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」。 [23] 轉引自王花俤等《馬祖文化事典》。連江：連江縣政府，2016，頁50-51。 [24] 徐景熹《福州府志》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網站。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res=92429 [25] 宋怡明《被統治的藝術》。北京：中國華僑出版社，2019，頁113-154。 [26] 彭光藻修《長樂縣志‧卷八》，同治己巳版，頁30-31。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網站 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res=478751 [27] 連江縣政府，《連江縣志‧人民志》線上版。檢索日期：2021/10/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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